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讀高中二年級。由于想讀大學，且時任南昌水電公司工程師的父親還在大學電機系兼課，我對大學的情況多少知道一點。黨和政府對當時公立大學的方針是：維持原校，先接管，然后逐步加以必要與可能的改造。大學改由校務委員會行使管理學校權力；取締了國民黨“訓導”制度；將反動的政治課改為“新民主主義論”等新課。1951年，我上了大學，對大學及其變革就有了更多認識。一直到今天，整整70年了，我還在大學里，不過已經退休17年了?？梢哉f，70年來大學變革我是多少都經歷過的。但是，不能說大學里的各種變革我都清楚，因為有些我并沒有親身參與過，有些即使參與了，由于我的身份只是一般學生或教師，并未親身涉及其事的各個方面，也不確切通曉全局，不可能對變革的原委、經過與結果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年長日久，有些記憶已經模糊，因之我這篇“親歷記”只記錄我所經歷的、而且能記得起來的事情，絕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大學變革的全部，但多少還反映了大學變革的一些側面。
“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新中國成立后大學一切變革的起點和淵源。它有廣義的思想教育和狹義的、運動式的集中批判檢討兩種。廣義方式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一些地下黨組織和黨員勸說廣大教職工認識共產黨，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就是一種改造。改造內容就是認識國民黨的禍國殃民；而被國民黨污蔑為邪惡的“匪”的共產黨則是“為人民謀幸?！钡闹袊熬刃恰?。這種改造的最好武器就是人民解放軍進城對人民秋毫無犯，共產黨干部清正廉明、積極幫助人民解決困難。在大學里，就是解放軍接管后維持原校，教學秩序保持安定井然。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及政務院公布的《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開啟了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大學教師和學生，甚至包括中學教師和學生都紛紛學習討論，還組織少數人下鄉參加“土改宣傳隊”或“土改工作團”。當年10月之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大批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軍事干校成為高潮。之后是從年末開始到1951年春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這三大運動之后，1951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改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開啟了在文化教育界對電影《武訓傳》的嚴厲批評，觸動思想極大。這里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是階級觀念和階級立場問題。當時大學師生絕大多數出身是地主、資本家和工商業者以及舊政權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機關職員的子女。他們得承認自己的家族是為剝削階級反動政權服務的，要轉變立場，劃清跟家庭的“界限”。二是革命和改良的問題。不少人自以為從事科學文化教育工作，是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后面貌，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愿望。對《武訓傳》的嚴厲批判說明這種“改良”的道路實質上是對抗革命，最終為反動派服務的。要承認這一點，對多數知識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三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是西方的“舶來品”，后來學習美國尤為普遍，師生或多或少都有些親美、崇美和恐美思想?！翱姑涝边\動就是要嚴厲打擊這種歪風，這對教育教學制度的沖擊自然很大。
當時這種“思想改造”對于一般師生大體還只是“學習”。隨著1952年初全國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忠誠老實運動”，它就具有強制的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揭發檢舉等行動了?！八枷敫脑臁钡姆秶矎碾A級立場、親美崇美恐美等政治態度，擴展到了文人相輕、驕傲自大等思想作風，甚至涉及“通才教育”和“天才教育”等教育問題。這就不能不對今后的大學變革產生深遠影響。那時，我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一年級，曾經參加過系里教師的思想檢查會，有人不但檢查了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還將輕視或妒忌同行等丑陋思想公開暴露出來，給學生傳遞了“老師還有這么骯臟想法”的不良印象，“師道尊嚴”消失了。葉企孫先生當時是物理系教授，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相當于校長），但沒有到會，有人就要求他也來會上做檢查。于是就派高年級學生到他家去請他。學生回來說，他在家里讀《宋詞》，不肯來。這樣就對他“缺席”批判，說他在家并不是處理公務。結果， 他“不理校政，只讀宋詞”的說法就傳開了。不久后院系調整，他和清華大學物理系絕大多數人都調到了北京大學，他并未被安排擔任主要行政職務。
這段大學初期的變革，對我的求學至少有兩點影響：一是雖有名師講授“新民主主義”課，但由于教授本人是邊學邊講，因此教學效果不佳；二是不上外語課。因為我高考英語成績及格，免修英語。而當時大學俄語教師普遍不足，以致我本科幾年從未上過外語課。
院系調整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就立即考慮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問題。工業化需要人才。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后，1951年10月，教育部提出大學院系調整方案，并經政務院批準。同年11月，教育部召開了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做出了院系調整計劃：北京大學工學院和燕京大學的工科合并到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成為多科性工業大學；清華大學的文、理學院與燕京（還有少量其他大學）這兩方面系科并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成為文理科綜合大學，撤銷燕京大學。同時，設立不少單科性專門院校。這種調整大體上模仿蘇聯的高等教育體制，在國家不需要增加太多教育投資的前提下，集中了教學力量，對擴大工業人才的培養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按原定招生規模，1952年全國高校只能招收15,000名工科學生，而調整后實招了29,500名，幾乎翻了一番。
與這種調整同時，開啟了中國高校專業教育的模式，這其中阻力不小。原來優秀的綜合大學，如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都變成了單純工科大學，多數師生都不樂意。為此，在改造思想的同時還批判了上述“通才教育”與“天才教育”思想。當時，清華大學就批判原校長梅貽琦的“通識為本，專識為末”的觀念，將它說成是國民黨統治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罪魁禍首?！疤觳沤逃笔侵概f大學中淘汰率較高的現象。例如：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發文說，“天才教育”是“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的；電機系一年級新生40名，幾經“過濾”到畢業時不到10人。其實，這里相當一部分新生并非真正被學校淘汰，而是在學習過程中覺得所學系科不適合于自己而轉系了。不過，專業教育模式可以保證學生畢業后能對口分配工作，并且免于被“淘汰”，從而降低了學習的壓力，所以這種批判受到較多學生的歡迎，從而減少了“調整”的阻力。當時，我們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雖然有些不舍（自認為清華物理系是全國最好的），還是心平氣和地服從了調整。
今天看來，這種調整后的體制實際上是仿照了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的高教體制，是蘇聯從德國學來的。20世紀初葉，美國從歐洲學來了高等教育制度，根據美國發展經濟的實際需要出發，改造了這種體制，使其將教學、科研和直接社會服務相結合，是一種進步，高等教育為美國發展成世界一流強國奠定了人力資源的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高校也從學習日本和歐洲逐漸轉向學習美國，連原來比較強調“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干”的蔡元培也在1935年提出“請注重技術，以增進國力民生，特定為教育之重大方針”的建議。從高等教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種調整過于倉促，使理工分家，科學與技術隔離，阻礙了產業創新，實際上是一種倒退。當然，當年的調整還含有接受外國教會大學和接管私立大學等因素，這另當別論。
全面學習蘇聯辦學模式
“院系調整”之后，我們到了原為燕京大學校址的新北京大學。這時的北京大學已從原有文、理、法、工、農、醫六個學院的綜合大學變成了只有文（含中文、歷史、哲學、經濟四系以及東、西、俄三個外語系）、理（含數學力學、物理、化學、生物和地質地理五系）12個系和一些專修科（后來又增加了法律、政治等科），以基礎學科為主的綜合大學。教學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將“專業”作為人才培養的基本單位，調整后北京大學共有33個專業（其中外語專業占了13個）；以專業為單位制定了培養目標和教學計劃。培養目標一般都是該專業的研究人才和高等及中等學校教師以及相應的實際工作者。教學計劃的課程設置在寬度和難度上比調整前大有增加，形成了狹隘“專業教育”的辦學模式。例如：對四年制物理專業有政治理論課四門（每年一門），即新民主主義論（后改為中共黨史）、馬列主義基礎（即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育（兩年）；高等數學（兩年）；普通物理（共兩年半）；理論物理（二年級起上）；數學物理方法；物理實驗（上三年半）；無線電電子學基礎及實驗以及專門化課若干門（一年）。主要課程的考試采用口試制，成績用五分制代替過去的百分制計算。
1954年，中國高等教育部（以下簡稱高教部）分配一位熟悉教學管理的蘇聯專家來北京大學物理系指導我們全面學習蘇聯的教育教學制度，我被提前一年畢業，突擊學習俄語，充任翻譯。蘇聯專家以系主任顧問身份全面指導我們制訂教學計劃，確定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解釋“專業”及其下設“專門化”的意義以及編制課程教學大綱的必要與程序。他還詳細講述了各種教學環節，如課堂講授、自習、答疑、習題課、小班討論（Seminar）的運用，考試、考查的組織與成績管理等；并就三類實驗的區別和做法以及生產實習、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的作用、組織和檢查等做了仔細說明。系下設教研室是組織教學的一個基本單位，他不但細致介紹了教研室在組織教學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親自參加了每周一次的普通物理教研室會議，就教學中一些學術與方法問題發表意見，參與討論。另外，他還為一個研究生班開設了一門為期一年的“工科院校物理教學法”課程。這使我感到組織教學是一個經過周密計劃的、有條不紊、井然有序的過程。因此，在具體教學管理上，蘇聯還是有很多經驗值得學習借鑒的。
“大躍進”中的教學革命
上述蘇聯專家所講的這一套很快傳播到了全國綜合大學，各校大體上就是按照這種模式來進行教學的。這對我國高等教學正規化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高教部又組織以曾昭掄副部長為首的大規?？疾靾F對蘇聯高等教育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全面考察。正如楊秀峰部長在出發前所要求的，我們要虛心全面系統地學習蘇聯的高教方針、體制和做法。我作為綜合大學組的翻譯參與了全過程，對蘇聯高校從本科招生到研究生答辯的整個系統有了全面了解。
我們回來后不到半年，1957年國內就開展了大規?！胺从遗伞倍窢?。這次斗爭使階級斗爭的弦再度繃緊。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并且“將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在《指示》指導下，那年全國新建高校達800余所（原僅229所）；在教學中大規模批判教師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將基礎理論批為脫離實際，開展“拔白旗”運動，讓工農上講臺，學生編教材；學校盲目地大辦工廠，實行半工半讀、以產品帶動教學，學生還參加了大量“除四害”“大煉鋼鐵”等勞動。在“大干快上”的口號下，1958年9月，北京大學第三次黨代會提出“苦戰三年，把北京大學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共產主義大學”的口號。
1959年，“反右傾運動”之后，進一步提升了“大躍進”的左傾狂熱，開展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雙革”運動，大搞“超聲波熱”，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物理學科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一些著名教授又首當其沖。1960年，全國高校數達到1,289所，招生數從1957年的10.6萬人猛增至32.3萬人，大大降低了入學要求。無疑，這些舉措嚴重違背了教學規律，完全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使教學質量遭到大幅滑坡，“教育革命”完全是破壞性的，是失敗的。但在“大躍進”氣氛下，全國新增了不少尖端學科專業，對國家發展有利。
那時我不在國內，在蘇聯讀研究生。不過即使是在那兒，我也感受到了“大躍進”的“威風”。1958年，一批中國留學生提出留學也要搞“躍進”，并與勞動相結合。其“躍進”計劃有要求校方允許提前畢業的，當然未被許可。于是一些列寧格勒大學留學生提出暑期為校園整修一條馬路，以示勞動鍛煉，受到校方歡迎，并真的實現了，得到夸獎。彼時正逢金門炮擊，我們要解放臺灣。于是物理系的一些中國留學生要求校方給中國學生開設軍訓課，要我這個留學生黨支部書記向校方交涉。我認為這不符合中蘇外交協議（留學生不接受蘇方軍訓），沒有同意。結果這些學生居然自己跟軍訓教研室聯系了，并得到他們支持，說我們也要為解放臺灣作貢獻。我居然因此得到生平唯一一次的機關槍實彈射擊，也算奇跡。不過，由于我的“右傾”，被這批學生免去了黨支部書記職務。
從《高教六十條》到疾風暴雨
1961年下半年，我回到北京大學擔任教研室主任。當年1月，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以扭轉過“左”的局面。在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教育部制訂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以下簡稱《高教六十條》）。它要求糾正在“大躍進”和“教育革命”中產生的偏差，調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穩定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它強調高校必須以教學為主，注重 “三基”（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教學，加強教材建設。在貫徹落實《高教六十條》基礎上，北京大學陸平校長提出了“學習蘇聯，參考英美”的方針，并將理科學制改為6年，文科一般為5年，畢業論文的要求達到類似于當下碩士研究生水平。我們還曾研究了美國高校課程設置情況，考慮是否應對理科學生適當加強人文素養的問題。
我在教研室也認真調研和思索了我們波譜學及量子電子學學科的世界發展趨勢和方向，并每年為高年級學生開設一門新課，畢業論文基本上都面向學科前沿，創造了幾個國內第一。教研室內學術討論的氛圍也比較濃厚，大家就這門學科的一些基本理論和概念問題經常進行研討爭論。這對教學質量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段也可說是我們學科建設的黃金時期，我們在這個領域的三個方向上都做出了在國內具有開創意義的科研成果。我們還比較正規地開始了研究生教育，教研室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態勢。
可惜好景不長，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氛圍下，1964年下半年北京大學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陸平這一套辦學思想被批判為“排擠打擊工農”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批學生下農村參加“四清”。幾經折騰，到1966年又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斗、批、改”代替了日常教學科研，高等教育實際上陷于停頓。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學，經過“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大批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摧殘。
1970年6月，中央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皩嵭腥罕娡扑]、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試點，規定他們上學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種“教育革命”持續到1976年，由于招收進來的學員普遍文化程度較低，教學難以達到正規高等教育的質量。背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枷鎖的教師還是盡心盡職地擔負起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任。由于工農兵學員普遍感到接受文化專業教育的機會難得，即使身懷“上、管、改”重擔，還是與老師們和睦相處，盡可能地汲取知識，教師盡量“因材施教”，師生關系頗好。教學中我個人也得到了一種獨特體驗：要將“高深”學問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和比喻說出來，真正做到“深入淺出”，關鍵在于自己是否“真懂”。因此，這種“教育革命”對教師確實也是一種特殊的歷練和提高，這也是壞事變好事。
從“撥亂反正”到新時代
1976年，粉碎“四人幫”意味著“文革”的結束。1977年，恢復招生開啟了高等教育“撥亂反正”的新局面，基本恢復了被“文革”打亂了的正常教學秩序。但“撥亂反正”并非完全復現“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體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經驗教訓，做了些變革，如拓寬專業、縮短學制（本科一般為四年）、擴大了研究生規模、考試基本用筆試和百分制計分等。這使學校重新煥發了欣欣向榮的生機，學生如饑似渴追求知識，對前途充滿期待。1981年，發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激動人心的口號，就是這種熱情的反映。
1983年，鄧小平發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教育要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方面需要”“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得過多的管理體制”，擴大學校自主權，大幅調整招生與畢業生分配制度；1987年，黨的十三大宣布我國將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規則將主導經濟生活。這樣，學校就開啟了新一輪的辦學與教育教學改革。在辦學上，我們提出了“面向社會、適應市場、發揚優勢、增強活力、辦出特色”的方針，并以此來明確學校定位、調整學科布局；加強管理、充實人力資源；使北京大學在出人才、出成果、出“產品”（含物質與精神的）三方面都具備三足鼎立的支柱，成為具有人文、社會、語言、自然、技術、管理、醫藥與新工程科學的“新型綜合大學”。在教學改革上，提出了“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十六字方針，以體現北京大學在人才培養上的優勢。這兩套方針在“211工程”資源的支撐下，特別是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校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得到了國家領導的認可，實施了“985工程”，使學校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然而，從教育的根本目標來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甚至上溯到清代建立第一所高校以及1898年設立京師大學堂以來，都帶著強烈的教育和科技救國的工具性質。京師大學堂的宗旨是“激發忠愛，振興實業”，還要“端正趨向，造就通材”；民國大學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新中國成立后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國家建設服務，教育為工農兵開門”。1958年，進一步系統明確地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拔母铩焙髱捉浶薷牡摹吨腥A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教育從來沒有成為獨立“主體”，它總是扮演著“服務者”的角色。它服務的主體是“國家”，有時更具體規定為“政治”，后又成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怎樣“服務”呢？就是通過培養另一種作為“人”的“服務者”，因此這種“人”還是“工具”，是“器”。于是，教育實質上就成為了“制器”。
1995年之后，這種狀況有了點轉折。當年，國家教委開展了“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工作試點，它的做法與經歷這里無法贅述，有一點可貴之處是它開啟了教育本質功能的討論：教育是“育人”而不是“制器”。當然，將“育人”與“制器”分離或對立起來并不恰當，但兩者有區別卻是顯然的?！坝恕睆摹耙匀藶楸尽背霭l，將提高人的素質放在第一位；而“制器”著重于人的使用價值，看重的是“才”。在培養方式上，一種強調人為主體，因材施教；一種突出專業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按照一個模子來塑造，從而無法發揚個性、展現潛質。這種討論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學習我國古代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論，探討教育的本源，回歸教育的本真。這種探討使黨及時提出了“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舉措。進入新時代，黨又提出了“立德樹人”的教育主旨?！皹淙恕睆母旧险f就是要傳承與創新文化，它與“成才”或“制器”并不矛盾，卻有先后之別。這一“別”反映了兩種教育觀念的根本差別。經過上百年的探索，我們今天對這個問題總算有了更加充分和明確的認識了。
70年的風風雨雨，大學是體現著社會變化的“晴雨表”。大學究竟應該怎么辦，今天的大學是否完全走入了正規，我們仍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研討，值得總結。但是，大學變化太快了，我們有時候甚至沒有可能來抓住變革的完整經歷與內容，它已倏忽消逝了。這使“過來人”常感到迷茫，甚至想檢討點什么都來不及。
因此，高等教育界的“過來人”應該聚集起來，認真回顧、反思與總結一下自己的經歷，哪怕是一點一滴的，進行研討與爭論，找出經驗與教訓?！耙允窞殍b”，才能指明光輝的前程。（作者王義遒，系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